上世纪80年代，是公认的诗歌黄金年代。那时诗坛流行一句戏言，写诗的比读诗的人多，大街上随便抓一人可能都是“诗人”。可见诗歌之火爆。
我一度痴迷写诗，但属于热情有余天分浅薄的那类写作者。稿件一篇篇投出去，十天半月又原封不动地回来了。那时投稿和现在不同，只要你投稿，用或不用，基本都能收到回信。信分两种，收到厚厚的一封，那肯定是退稿信，如果是薄薄的一封，基本可以肯定是用稿通知了。退稿信有铅印的、油印的、也有手写的，但大多是油印的。油印的只需在“同志”的前面写上作者的姓名，退稿的内容无外乎感谢您的来稿，因什么什么原因无法刊用，期盼您的再次来稿等等，如此稿子就算“完璧归赵”了。
那个年代发表一首诗太难，大半年过去，一首诗没发表，倒是收到20多封退稿信，就在近乎丧失信心的时候，我在1987年第十期《诗刊》上，看到一则《诗刊社全国青年诗歌函授班招生通知》。我填写了个人资料，连同学费一同寄出。不久，收到入学通知书，通知书上注明我的辅导老师叫王燕生，我的学号为006149。
按照规定，学员每两个月给辅导老师寄一次作业，每次只能交3首诗歌。辅导老师则对作业提出意见后寄回。我记得第一次收到回信时，那心情无法用文字描述。但当我拆开信封后，一张小纸片上只有一行字：王唯唯同学，作业收到。请再寄。王燕生。我的作业没有随同一起寄回。虽说失望，但我还是按照规定每两月寄次作业。
在我寄出第6次作业不久，我收到王燕生老师的来信，很厚。打开一看，是我寄出的6次作业。急忙铺开，哇，对每首习作，王老师在写得好的段落下面划上红线，有的还在旁边写一个“好”字，写得不好的段落也不直接划去，而是用蓝笔在旁边打个问号，并说出他的看法供我参考。王老师在信的结尾写道：“你写矿山的那些诗，力图写出矿工平凡而高尚的人生，写他们‘为希望挖掘火，为生活开采热’，写他们用汗水和意志组成雄性矿山交响乐。其立意和格调不可谓不好，只是缺少那种生命的投入，诗还停留在生活的表层。相比之下，你笔下的乡村生活、山水田园，以及一帧帧农村人物剪影，不仅景物和情绪氛围组织得和谐有致，而且有一种凝重的意蕴回荡其中，这与你曾在乡下生活有关，希望你在修炼自身和掌握诗的艺术规律两个方面继续努力！”
看完之后，我心里陡升一片暖意，深藏于心底的渴望和梦想，被这股暖流轻轻唤醒。说到我的老师王燕生，现在的诗作者可能不清楚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可是一位响当当的诗人和诗歌编辑。女诗人舒婷说过：“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，就是一代一代耕耘者无怨无悔奉献的历程。在这个寂寞的群体里，王燕生是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编辑之一。”
就这样我又报名参加了第二期函授学习，经过两年的函授学习，加上自己努力，1990年3月收到《诗刊》用稿通知，告知我的两首诗将刊于第6期《诗刊》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诗歌。这之后，我陆续在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诗歌报》等4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80余首。
美国作家苏珊·桑塔格说“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。”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读诗，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；写诗，是我对自己生命最好的纪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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